“父亲的回忆”系列是记录栏目下的一个不定期专题，这个系列的文章都是由我父亲所写，我只做了一些通顺文字的工作。父亲是1950年代生人，经历了饥荒、文革、改革开放等等历史时期，而且他的个人成长过程中也充满了各种故事，特开辟此系列以记。我在编辑时会视情况加一些超链接，以对相关内容进行扩展。

种地的苦与乐

1969年3月，刚满16岁的我揣着那个名不符实的初中毕业证书，回村里开始了正式的农业生产劳动——在这之前的文革期间，我也断断续续地干过不少农活。

河底村是太行山中部山区，属于北温带气候带的半干旱区，又没有足够的地下水可供灌溉，所以只能靠天吃饭。主要农作物是玉米和谷子，在背风、向阳、土厚、保墒好一些的地里才能种点小麦。在改革开放前，农业技术落后的情况下，正常年景，谷子和小麦亩产只有3、4百斤，玉米也只有4、5百斤。

我们这些刚参加劳动的年轻人，在生产队主要干一些简单的苦力活，比如挑粪、刨地、锄地、收庄稼等。这些可以说是最累的活了。比如挑粪，刚开始干的头几天，主要是肩膀疼，甚至要压出血印来，即使这样，咬着牙也得坚持，三五天之后虽然还是累，但可以接受了。刨地、锄地的劳动强度比挑粪要低些，但刚开始干，手上会打泡，等那个泡变成茧时，也就熬过来了。其他农活还有挽苗（就是间【四声】苗）、找谷（就是谷子成熟后，把谷穗用一个小工具，我们叫“找镰”切下来）、下玉茭（就是在玉米成熟后，把玉米穗掰下来，再用筐挑回到场上，以及割麦子、割谷草等等。

庄稼地里技术活主要是赶牲口耕地，摇耧种麦子、谷子等，那都是老农干的活，我都没有干过。以上说的都是春种夏管秋收的季节性农活。到了冬天，主要是积肥、沤肥和平整土地，相对比较轻松，一般是吃了早饭8点多出工，干到中午1点左右就收工了。

在生产队两年多的时间里，我干过比较轻松的活就是赶着毛驴送粪，慢慢悠悠赶着毛驴，到粪场给牲口驮着的笼驮（方言lóngduò，就是牲口背上驮着的装东西的筐）装上粪，“哒哒求求”吆喝着赶到地里，把粪卸了，然后再去装。回来时如果我不想走着，就坐在笼驮上让驴驮着回来，觉着很快活。但是这种活一共也没干过几次。

而在这两年多时间里，最具有时代特征的活，就是深翻土地和挖地道了。这两件事好像都是在1969年吧。深翻土地也不知是学习推广哪里的经验，就是用尖钢锹把耕地深翻一遍，而且是全村统一行动，全部劳动力集中在一个生产队去干活。早上4点半，天还很黑，大队就在广播室吹响了集合号，到了地里，天还没亮，就摸黑干开了，三顿饭都有专人把各家做的饭取了送到地里吃。晚上9点左右才让下工，那简直就累的爬不起来了。而且有监工的，他们用硬木棍或者铁棍，在你翻过的地里插，检查翻地的深度，如果不够标准（一尺左右），就要点名通报批评，那时叫“削尖头”，就是批评干活偷懒的人。那年我们国家和前苏联在珍宝岛打仗，毛主席提出了“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方针，所以全国人民都投入了轰轰烈烈的“备战备荒”运动中，我们也不例外。备战就是都挖地道，那时候，不仅参加了生产队的挖地道，就连我家还在自家的窑洞里，挖了地洞呢。

1971年7月，大队抽调我去挖万吨水库，我的集体农业生产劳动阶段从此就结束了。

修水库

那一年，大队要建一座万吨水库，地点在东坡上面的兔堰梁上。那是我们村的第一座水库（就是一个蓄水池），这项工程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把水库的土挖空。挖水库人员主要是本村刚从中佐中学毕业的师训班和卫生班(我想这可能就是职业学校的雏形)的学生，一共有40来人吧，一多半是女生。和我一起的，还有从各个生产队抽调出来的10来个人。上述这些人员分成两个小组，我被任命为一个小组的组长。两个小组轮班挖。早班从早上5点到中午1点，其中有一个小时的早饭时间，下午班从1点到晚9点。一开始挖土主要是靠人工刨，运输工具是平车。因为要挖的土是红土，又硬又粘，所以进度比较慢。后来我们的一位领导想了个办法，就是在土方的底部每隔60厘米左右，挖一个高一米，深一米五，宽70厘米的洞，然后在两个洞中间的柱脚中间，用铁铲凿一个和洞差不多深的炮眼，在里面装上炸药，依次把每个柱脚都炸开，整个土方约一米多深一米多高的土就全炸松了，上面7米多高的土方就失去了支撑，就塌了下来，最多时一次可下两百多方土呢。那么，剩下的主要任务就是往外运了。这样，挖土的效率一下就提高了很多。在这种情况下，挖小洞就是最重要、也是最累的活了。我是组长，当然这活就是我和其他几个男生的任务了。即使采取了这样好的方法，这座水库大约1万3千多立方土，我们还是整整挖了半年。

在这半年来的过程中，发生过几件令我终生难忘的事：有一次，我们一次点燃了6、7个炸药，出现了一个哑炮，等了40多分，还没响，我就和几个男生进去看，但我必须走在最前面，当我刚走到水库取土的豁口时，那个炮响了，好危险哪，险些造成事故。还有一次是冬天，土方任务完成了一多半，当我们放炮后，下面的土都塌下来了，但最上面有一米多厚的一块冻土虽然裂开了缝，可就是悬空着塌不下来，我怕下面装土运土的人有危险，就自己拿了一根约10厘米粗半米来长的一根铁锥子，把它打进那个冻土的裂缝里，想把它撑开塌下去，没想到，我刚把那个铁锥子打进缝里，我人还没离开，那块冻土突然就塌下去了，我也跟着这块冻土从8米多高的土崖上滚了下去，好在没有砸在我身上。这块冻土的体积至少有一立方以上，七八吨重，如果砸在我的身上，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后果。

挖完土方后，我就被派去打（采）石头、烧石灰了。因为下一步就要用石头砌水库的墙了，需要大量的石块和石灰。我的组长使命也就结束了。虽然这挖土方的半年多时间里，我们是起早贪黑，劳动强度大，很累。但是跟这些刚从学校回乡参加劳动的年轻人一起，有共同语言，年轻人们干起活来，生龙活虎，雷厉风行，特别是那些姑娘们，装车、推车，比男孩子毫不逊色，当然我们这支队伍女同志占多数，也必须依靠她们。那半年也是我成年后第一次独立担当组织者的角色，使我积累了一定的工作经验，圆满地完成了大队交给我的工作任务。它使我体会到，干这种兵头将尾的小官儿，最重要的是身体力行，以身作则，你说的话才有人听，才会服从你的指挥，队伍才有凝聚力，任务才能顺利完成。

说到打石头和烧石灰，它既是重体力活，也是技术活，所以这个小组的5、6个人都是男劳力，我是年龄最小的，又是生手，其他的人好像都是干过这种活的人，年龄也比我大十来岁。打石头的主要技术就是凿楔窝开石头，就是在大石头上面用錾子在石头上欲分开的地方，根据石头大小凿一个适当的长方形的小坑，这个坑是上大下小，深10厘米左右，呈倒梯形状，底部最窄，然后将钢楔（与大木楔子相仿，只是底部是平的）安到这个楔窝里，这个钢楔的大小与这个楔窝相适应，钢楔安进去后正好一多半在楔窝里，而且不能触底，楔的底端距离楔窝应该还有两厘米左右的空间，安好后，就用30多斤的大锤使劲砸钢楔，通过钢楔的下撑，石头就顺着楔窝的两边分成了两块，直到把石头都开到约1尺见方（或长方）时，就成了可以砌墙的石料了。我刚开始学习凿楔窝时，顾了看楔窝就顾不了看锤錾，手眼不能协调，所以经常就把锤子砸在了手上，不是砸肿了，就是砸破了，经过了很多天的反复练习，才逐渐地掌握了这个活的基本要领。如果从石窝里打下了很大的石头，用楔窝就破不开了，就得在上面打眼放炮，才能炸开，那就是用钢钎在石头上凿一个炮眼，然后装上黑火药将石头炸开。（shog注：我2011年在泰安时，看那里卖的泰山石开采用的还是这个方法）

烧石灰就是把除石料之外的片石和不规则的石头，装在石灰窑里，在最低部通风道上面先装上比较厚的一层底炭，并用柴火引着，然后再一层石头一层炭，装满这个窑，烧上7、8天，里面装的炭全烧尽了，这一窑石灰也就烧好了。当然，炭和石头的比例如果掌握的好，烧出来的石灰又白，还又能烧透，出灰率最高，反之，炭少了，石头烧不透，出灰率就低；炭多了就烧焦了，又浪费炭，石灰的质量还不高。所以，烧灰这个活，村里专门安排了一个年龄大又有经验的人当技术员。就这样，经过又是半年多的时间，我们圆满完成了为水库提供石料和石灰的任务。

在采石场劳动的这段时间，父亲买回了一头小猪要养，我还利用我学到的打石头的技术，选了一块石头，用业余时间给家里凿了一个石头猪槽呢。（shog注：能手爸爸！）

这个水库基本建成后，我又被派往西山的老窑沟，修村里的第二座水库，它是一座真正意义上的水库，就是要把西山的径流水拦蓄起来，一方面为农业生产提供灌溉用水，另一方面可以调节洪水流量，减少洪水的危害。建水库大坝是这座水库最主要的任务。我和其他从村里抽调来人在一起工作，当然还是年轻人为主，有一部分还是从东坡水库工地过来的人，一起担负起了挖土建拦水坝的任务，共有30余人吧，分成三个组，我又被任命为组长，这大概是1972年的秋天。这次的作业方式不是分组倒班干，而是三个小组同时干，挖土的方法也不用炸药了，因为这里的土是黄土，土层不很厚，也不硬，仅用镢头、铁锹、平车就可以了。运土的距离也比东坡水库的要近些。1973年的春天（记不清具体时间了），这项工程的土方任务还没有完成，我就被调到河底小学当民办教师了。

当民办教师

那个年代，由于国情的缘故，农村学校的公办教师根本满足不了需要，就用了大量的本村的青年当民办教师。说是教师，实际上这些年轻人也并没有多高的学历，极少数是文革前的高中生，大多仅有初中毕业程度，还有的连初中都没毕业——我就是初一程度——有的甚至是高小毕业生。他们更没有受过专门的师范教育，一般都是头天进校，第二天就要登台讲课的。

刚一进校，学校安排我带四年级61、62两个班（这个年级就这两个班.这批学生是三年困难时期出生的，由于那时的人们连肚子都填不饱，所以出生率很低，1961和1962两年出生的孩子一共只凑了这两个班。过了这一特殊历史阶段后的1963年，河底村出现了一个生育高峰年，63年出生的孩子到入学时，一下子招了6个班。1964年后，出生率又回归正常，每年都是4个班）。我教数学课，每星期20节课，我还记得那段时间主要内容是小数计算。后来，我又去一个特殊的班——补习班——当班主任。这个班是上一年级毕业班中，学习成绩比较差的学生重新组成的一个班，有30多个学生。这些孩子们不仅成绩差，而且确实比较贪玩、调皮，尤其是有几个女生，比有的男生还不好管，软硬不吃，你说她吧，她还和你顶嘴，有时还真拿她们没办法。你还得针对性地耐着性子给她们讲道理。就这样，总算把他们顺利地带出来了，毕业时，那个班的班长还组织同学们，给我买了一面墙上挂的花镜子呢。

到了1974年秋天，又一个新的学年开始了，学校安排我带四年级69、70两个班的数学。第二年春季开学后，那时候可能是上级号召各学校都开展勤工俭学活动，当时有三项活动，一是烧砖，二是烧茅锅（一种建筑材料，主要用来砌茅房），三是制粉笔。烧茅锅和制粉笔都是一个人。后来那个制粉笔的老师被村里推荐上大学走了，就派我顶替他。做了一段时间粉笔，又调我去砖厂，砖厂还有一个村里请的师傅，主要负责技术指导和烧窑，我们这些老师主要是带领学生们制砖坯、装窑和出窑。

1975年6月，我接了我父亲的班，招工到了河底硫铁矿当了一名工人。我当教师的生涯也就结束了。在这丙年多当民办教师的时间里，我自己感觉虽然不是干得很出色，但也尽心尽力了，特别是利用当老师的机会，我对自己所学的知识有了巩固和提高，同时也使自己的组织能力有了进一步的提高。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体会，这也后来才发现的，就是我所教过的学生中，那些被老师经常表扬的好学生，长大后见了我都爱理不理的，而那些调皮学生、差等生，被我批评得多，后来碰见我反而很有礼貌。我想这可能是这些好学生自认为天生聪明，成绩好不是老师的功劳，而那些差等生则由于我管教他们比较多，他们长大后，认为那时候我的批评也好，训教也好，都是为他们好，因此就有一颗感恩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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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gs: 做工, 农民, 父亲的回忆, 老师, 记录

• 在公职人员当中，法官最不应该将决断建立在政策或者其他有吸引力的代替品——诸如道德或者正义之上。法官与政治过程彼此隔绝的唯一目的是，让法官可以遵守法律行事，即便这从政治上看确有困难。
• 生活在多元社会中意味着，任何一种 观点 都不能为了官方目的被视为在 道德上优越 于其他的观点……诉诸法 律之外的正义就是 精英主义者在企 图颠覆民主，如果我们都 倾向于诉 诸正义，那是最危险不过的。只 要 我们尽力使得所有的观点都能在立法 程 式中得到聆听，那在多元社会中 维护和平 安宁甚至正义的唯一手段 就是守护法律……

《一九八四》

• 巡逻队并不可怕，只有思想警察才可怕
• 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
• 真理部负责新闻、娱乐、教育、艺术；和平部负责战争；友爱部维持法律和秩序；富裕部负责经济事物
• 两分钟仇恨所以可怕，不是你必须参加表演，而是要避不参加是不可能的。不出三十秒钟，一切矜持都没有必要了。一种夹杂着恐惧和报复情绪的快意，一种要杀人、虐待、用大铁锤痛打别人脸孔的欲望，似乎像一股电流一般穿过了这一群人，甚至使你违反本意地变成一个恶声叫喊的疯子。然而，你所感到的那种狂热情绪是种抽象的、无目的的感情，好像喷灯的火焰一般，可以从一个对象转到另一个对象。
• 谁控制过去就控制未来，谁控制现在就控制过去
• 知与不知，知道全部真实情况而却扯一些滴水不漏的谎话，同时持两种互相抵消的观点，明知它们互相矛盾而仍都相信，用逻辑来反逻辑，一边表示拥护道德一边又否定道德，一边相信民主是办不到的一边又相信党是民主的捍卫者，忘掉一切必须忘掉的东西而又在需要的时候想起它来，然后又马上忘掉它，而尤其是，把这样的做法应用到做法本身上面——这可谓绝妙透顶了:有意识地进入无意识，而后又并不意识到你刚才完成的催眠
• 过去给抹掉了，而抹掉本身又被遗忘了，谎言便变成了真话
• 所谓自由就是可以说二加二等于四的自由。承认这一点，其他一切就迎刃而解

其他

• 由于资金成本低，商业银行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得固定利差，加之贷款竞争，而对象主要是议价能力强、贷款责任相对小的国企或地方政府，往往将贷款利率降至最低，这也削弱了商业银行的风险定价能力，创新能力不够、有了需求不知如何满足，都反映了金融体系的深层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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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og 发布在 嘿，我说, 2012-04-29. | 原文链接 | 还没人评论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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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回忆”系列是记录栏目下的一个不定期专题，这个系列的文章都是由我父亲所写，我只做了一些通顺文字的工作。父亲是1950年代生人，经历了饥荒、文革、改革开放等等历史时期，而且他的个人成长过程中也充满了各种故事，特开辟此系列以记。我在编辑时会视情况加一些超链接，以对相关内容进行扩展。

我是从七岁（1960年）开始上学的，但不是像大部分人那样秋天入学，而是从那年的春季开始上学的。为什么呢，那是因为在上一年秋季学校招收新生的时候，我奶奶就带我去报名了，但老师说我还不到上学的年龄，不让我上。因为我家就在老君庙河底小学分校的背后，相距不过几十米吧。过了年，到了春季开学的时候了，我奶奶又带我去找老师，还是要求让我上学，不知什么原因，老师竟然答应了，到底是什么原因，大人们都没有跟我说起过。就这样，我一入学就是一年级的第二学期，那个年级一共有三个班，我是22班，另外两个班是23班和24班。我们班的教室在老君庙的正殿。23班和24班分别在东配殿和西配殿。

直到现在，我还清楚记得，我第一天去上学时，家里只给了我一个空鞋油盒，是铁盒，里面装了几根石笔，另外还有半块石板（shog注：我小时候在奶奶家还用过石板，样子是这样的）。上课的时候，同学们都有书，我没有，只好和同桌的同学一起看。开学的第一课是“大雪”，这是上一学期第一册语文书的最后一课。

这一学期，我就是这样读下来的，到二年级我才有了课本。一至三年级，我们都在老君庙河底小学的分校上。到四年级的时候，我们就到了后底沟天主教堂的河底小学总校上学了。

那个年级有两个班，甲班和乙班，我在乙班，班主任、语文老师是杨正文老师，山西长子县人，数学老师是李仰仁老师。这俩老师对我都很好。这一年，我第一次担任班里的学习委员，少先队中队委员。我呢打小就争强好胜，有一次老师在课堂进行算术小测验，就4道题，我很快就做完了，也没有仔细检查，就交了卷子，结果老师一看错了1道，狠狠地瞪了我一眼，当时气得我出了门坐在教室屋檐下的台阶上就狠狠地墩自己的屁股。其实那时候老师经常给我们讲“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的道理，我也经常暗暗告诫自己一定要虚心，不要骄傲，但是，我的生性决定了，我的这个弱点，不会彻底改掉的。我的后来的人生道路，也证明了这一点，我还是输在了我的性格上。

在这一年，也就是1963年的夏天，还发生过一件差点让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意外事故。那是在暑假前的一天，老师安排我们抬土填埋学校教导处门口的一个曾经放过熟石灰的坑，取土的地方在离学校不远的村里的耕地里。那天下午，老师给我们任务是每个同学要抬5趟才能离校，和我一起搭伴的是苗思惠，他还是我的一个亲戚，我叫他舅舅（表舅。她母亲和我外婆是亲姐妹）。我们抬了4次后，我表舅说就差一次了，算了吧，有的同学已经走了，我说还是再抬一次吧，就差一次了。上到取土的地里，我拿着箩筐去装土，取土的地方在这块地的墙根里，取得是上一块地的土，而且两块地高差在3米多高吧，在下面刨土只能刨着下面够得着的地方，上面的部分根本够不着，这样刨着刨着，下面往里越刨越深，下面凹进去了，上面的土却够不着，随着深度的加深，上面的土由于没有了支撑，慢慢地就裂开了缝，而且越裂越大，已经很危险了，而老师们又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我后来听人们说，当时在上面地里锄地的农民提醒过老师们，说上面的土快撑不住了，要注意，但没引起老师们的足够重视。结果就在我去装这最后一次土的时候，上面的土突然塌了下来，就把我埋了个严严实实，不过当时的我还特别清醒，在土里还大声喊：“救人啊！”然后就静静地等，直到人们把我救出来。

听大人们说，我从土里被救出来时，由于严重缺氧，脸都青了。我爷爷听说后直奔出事的地方，气得他差点用扁担去打老师。然后我被装在一个大一点的筐里抬到救护车上，送往市第一人民医院。那一次事故共造成一个女同学死亡，连我在内3个同学受伤，我是大腿骨折，另外两个同学一个男同学胯骨骨折，一个女同学脚腕骨折。其实埋得最深的是我，已经完全埋住了，死了的那个同学只埋了半截身子，可能是滚下来的土块直接砸在要害部位，一下就没救了吧。其他两位同学都是滚出去的土块砸伤的，而我虽然被全埋了，但可能是由于被大土块架住了，里面有空隙，有点空气，所以才大难不死啊。后来我奶奶他们都说我是又一世人了。（shog注：听奶奶讲，那段时间我爸因为腿太疼睡不着，所以我太爷爷和爷爷就拦着我爸打扑克，打着打着打累了，也就忘了疼，就睡着了）

到五年级是高年级了，邻村的学生来河底上高小，学生多了，一共3个班——34班、35班和36班。我在35班。开学时，由于我的腿伤还没好，所以又耽误了一个来月的课。在这一年，还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好像是在第二学期吧，有一天上午上数学课，老师讲完课后，就布置了一些练习题让同学们做，老师就离开了教室。有一部分同学先做完了，我也做完了，我和另一名同学（刘嶙田）各用一条围巾，一头打一个结，然后拿住另一头，抛出去互相敲打着玩，结果老师回到教室正好发现我们在玩，放学后就把我俩留下，拉到办公室训了一顿，还让我们写下保证，让我保证期末考试数学必须考100分，语文考90分以上，让刘嶙田数学必须考90分以上，语文考85分以上。没想到，期末考试我竟考了个双百分，刘嶙田考的具体分数记不清了，但肯定是超过了那个保证的分数。还真够长脸。

这些只是上学期间所经历过的、可以回忆起来的很小的事。

1965年，我12岁，顺利考上了中佐中学——它是阳泉市除阳泉一中、二中以外的第三所中学，也是当时郊区唯一的一所中学。中佐中学坐落在和河底村相连的一个不大的村子里的一座寺庙——“寿宁寺”里。我想当初之所以把中学安排在这里，主要还是因为当时国家穷，没有能力建新校，而河底可利用的教堂、寺庙都已经利用了，中佐村紧邻河底，又有这样一处可以利用的寺庙，规模还算凑合，所以就选在了这里。

它是1958年建校的，学校规模虽然不算大，但老师却都是各地抽调来的精英。因为解放后阳泉的中学少，先有一中，后又建了二中，所以招生很少，因此中佐中学一建校，一下子就招了5个班，虽然是同一个年级，但学生的年龄相差很多，我们村就有弟兄仨一起考上的，这些学生和从各地调来的老师一起开始建校，除杂草、建操场，抹黑板。我们都是中佐中学的开拓者。后来招生逐年减少，从1960年至1964年，每年只招一个班，到我们那一年，招了两个班，是14班和15班。当时我哥也在中佐中学上学，他是12班，比我高两届。我们这一届也是文革前的最后一届。

可惜在这样一所值得怀念的中学，我正儿八经只读了一年的书，“史无前例”的文革就开始了。我的人生中最宝贵的读书年代也就结束了。虽然只上了一年课，但这一年所学知识是最扎实的。因为我们班的老师是最优秀的老师，班主任是中佐中学最好的数学老师——李秉正，语文老师是阳泉市有名的语文老师——赵斐，俄语老师、植（生）物老师、历史老师等也都是很优秀的。直到现在，几十年过去了，李秉正老师给我们讲的代数的因式分解、方程式等知识还基本没忘，赵老师给我们讲文言文、语法知识的情景还历历在目。我记得有一次写作文，赵斐老师批改后，我就按照老师的意见认真修改，修改完，我主动再让老师给批改，这样我修改了好几遍，老师也不厌其烦地批改了好几遍，直到老师认为差不多了，这篇作文才算最后完成。

1966年5月，就在初一年级即将结束的时候，文革开始了。然后也就不上课了，整天就是斗走资派，批刘邓路线啊什么的。这个老师有了资产阶级作风了，那个老师历史有问题了，校长也靠边站了，同学们不是每天写大字报，就是上街游行，后来学校还进驻了工宣队。虽然比其他学校晚了些，但从10月份开始，我们学校也和全国、全省、全市一样，开始了大串联。我哥他们是第一批走的，还有老师带队，虽然那时交通不花钱，住宿也不花钱，吃饭也基本不花钱，但毕竟是第一次出门，家里在很困难的情况下还是给我哥凑了25元。就这样，我哥他们去了武汉、重庆等地串联，到11月份，我们这些小同学们也坐不住了，想出去，可老师们都带学生出去了，没人带我们。正好我们班有一个小时候在北京生活过几年的同学，他也比我们大一两岁，他说他能带我们去北京，我们于是约了十来个同学，要去北京等待毛主席的接见。走的时候爷爷给我带了10块钱。

我们大概是11月的7、8号走的吧，到阳泉上火车前，还在工宣队队长于根家吃了一顿饭。到了北京，我们被安排在好像是什么财经学院（那时候年纪小记不大清），在北京德胜门外北郊市场，住宿就在学校的教室，所有桌凳都搬走了，地上只有稻草垫子，我们自己带的被子铺一半，盖一半。吃饭就在学校食堂，不要钱，每人每天只收1斤2两全国粮票，早晚都是一碗大米饭，一碗菜汤，早饭时就发了中午的饭，每人两个烧饼。一开始几天，中午的烧饼我只吃一个，还省下一个。几天后就饿的不行了，不仅剩不下，而且还要再买一两个油条或油饼补充，一根油条是一两粮票6分钱，油饼是8分钱。而我的一个同学和我正好相反，他一上火车就买了烧鸡吃——那个年代，在火车上买烧鸡，我们连想都不敢想。但是到北京后，他开始“节约”了，到回家时还带回去不少没吃的烧饼。

我们在北京的活动是由接待方安排的，就是一天串联，一天军训，实际上就是操练，准备接受毛主席检阅。去的第二天，我们首先去了高教部，其实也没有搞什么串联，就是看大字报，抄大字报。还去了天安门、北海公园、中山公园等（大串联开始后，国务院就把故宫关闭了，这真是英明的决策啊）。后来同学们就哪儿也不想去了。有一天既没安排军训，也没有其他安排，我这个人好奇心强，就提议说咱们去军事博物馆看看吧，但大部分同学都不愿意去，我呢又不甘心，就一个人去了。我从北郊市场坐19路汽车，到六部口下车，然后再倒1路汽车到了军事博物馆，在那儿玩了一天，直到大约5点左右才想起来该回驻地了。我就按照来时相反的路线坐车，换上19路车以后，因为下车站是终点站嘛，也不怕坐过站，就在车上打盹了，到站后其他乘客人都下车了，我才迷迷糊糊赶快下了车。那时天已经黑了，我下车后转了向，绕了几个圈，才找着回驻地的路。就这样我们在北京住了十多天，还没有毛主席要接见的消息，我们当中有几个同学不想再等了，非要回家，我们也没办法，就在1966年11月26日毛主席最后一次接见红卫兵的前3、4天，我们失望地回了家。

在我们还没有回家之前的11月21日，国务院下发了暂时停止串联的通知，还说到第二年的春天再继续串联，所以我们回家后，我和哥还商量着第二年的串联路线呢。没想到，国务院这只是一个策略而已，不然的话，国民经济可真要崩溃了。而后到了1967、68年，我们还是不上学，要么去学校写大字报（实际上就是抄），要么就在农忙时参加农业劳动，或者在家玩。但是我哥他们不同了，他们和部分老师都分成了两派，在阳泉就是红总站和兵团两大派，他们两派不仅在学校辩论，而且还到河底街上辩论，最后发展到河底及周边企业的工人也跟着分成了两派，有时候辩论起来非常激烈，到晚上10来点还在吵，有时甚至到了剑拔弩张的程度，但最后还是没有动手（当时叫武斗），可那时阳泉市里的两派斗争非常激烈，双方武斗还造成了人员伤亡。1967年，开始复课闹革命，虽然也上上课，但很不正规，因此有很多同学回家后就再也没有来过学校。到1969年3月，我们这初一到初三的三个年级一同毕业了，当时我的毕业证上明明确确写着“学习一年，文化大革命三年”。因为我们就是农村的孩子，所以就自然回村务农了。我的黄金阶段的学习生涯就这样结束了。小时候当科学家的梦想也破灭了。

© shog 发布在 嘿，我说, 2012-04-13. | 原文链接 | 有3条评论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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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自http://chennianyu.blog.176up.com/

“父亲的回忆”系列是记录栏目下的一个不定期专题，这个系列的文章都是由我父亲所写，我只做了一些通顺文字的工作。父亲是1950年代生人，经历了饥荒、文革、改革开放等等历史时期，而且他的个人成长过程中也充满了各种故事，特开辟此系列以记。我在编辑时会视情况加一些超链接，以对相关内容进行扩展。

我出生于1953年（癸巳年）农历二月十四日，排行老二，所以我的乳名就叫二毛，老大也是男孩，长我三岁，我下面是三个妹妹。我天生好像在数字方面有一点天赋，因此小时候爷爷奶奶经常给我出一些简单的算术题让我心算，我一般习惯上仰起头思考一下就算出来了。有一次，奶奶问我，“33、17、120、80一共是多少，我抬头一想，脱口而出：“二百五”。当时爷爷奶奶，以及爸爸妈妈都在场，全家人都哈哈大笑，原来他们这是用这样一个题目来逗我玩。

小时候，我和哥哥跟爷爷奶奶一起睡，而且是哥哥和爷爷盖一块被子，我和奶奶盖一块被子，尽管我家里爷爷和爸爸都是工人，但还是不能够满足一人盖一块被子，因为那时太穷了，直到文革那年，1966年，我已经13岁了，还和哥哥俩人还合盖一块被子。

小时候听妈妈说，在入社（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后，生产资料逐步由私有转为公有，简称初级社和高级社。初级社叫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生产资料仍为私有，土地作价入股，其他生产资料实行统一经营，统一管理，实行按劳取酬和按股分配相结合。高级社就是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生产资料属公共集体所有）前，我家还有几亩薄地，养着一头大牲口，爷爷在炉上（铸造作坊）装炉（干活），还是个匠人（就是有技术的师傅），我爸爸赶牲口往“站上”送铁货，就是现在的阳泉火车站，那时还没有阳泉市，只是在正太线有个火车站，所以叫“站上”。

那几年由于家里人口还少些，我大妹妹刚出生，家里也就7口人，我们兄妹仨还小，生活应该说是不错的。就是入社后，直到人民公社化后的1959年以前，粮食还是够吃的。1959年-1961年，由于三年自然灾害和当时的冒进政策，粮食严重短缺，最少的时候，我们村每人每天只有二两八（2.8两）粮食，当时村里人有这样一句话：“一天二两八，瞎玉林（当时的村书记，有一只眼睛瞎了）还不让说（shog注：河底话的“说”大致发“刷”音，所以这才是一句顺口溜）”。那时还在集体食堂吃饭，每天早晚都是那照见人的糊汤汤（就是开水里糊一点玉米面，比白开水稍微稠点），中午是每人半个窝窝头，当时我只有六七岁，但是也同样要喝掉一海碗的糊汤汤，即使肚子喝的憋憋胀胀的，过不了一个小时，尿一泡，就饿了。那三年里，什么野菜，树叶，玉米棒子皮，都吃过了。有一次，爸爸从黑市买回了一些胡萝卜干，每斤4块5毛，在那时真是天价呀，妈妈还要锁在柜子里省着吃，我们实在饿得不行了，就偷偷找着钥匙，偷着吃点。为了淘换点吃的，妈妈曾经买了一些针头线脑，洋袜手巾等日用品，去了北面离家30多里地的盂县的山南十件沟村，换点粮食回来，在那里还结拜了一个干姐妹。1969年秋天，我和我哥还去看过一次我们那个干姨，而且又从那里挑回了一些老倭瓜和豆角等。

解散了食堂后，各家各户又恢复了自家做饭。但是由于生产队每人每年分的粮食只有200多斤，还是毛粮（未脱粒的粮食），我们兄妹小的时候还差不多，即使不够吃，也添不太多。我们逐渐长大以后，就缺得多了，爸爸每月发了工资（每月70块左右，我们一家五、六口人花，与那些孩子少的家庭相比确实不大宽裕），都要上盂县偷偷地（因为那时实行严格统购统销政策，没有正规渠道可以买到粮食）买点玉米回来，就那样也不能光吃纯玉米面，碾了小米的谷糠，还要掺上玉米，磨成糠面，糊稀糊糊吃，从秋天到春天，几乎每天早晚都是喝这种糠面糊糊，我们的方言叫稀馓，只有到了夏天天气热了，妈妈才给下点米，吃“馓”，就是先下点小米，米软了后，再糊点玉米面或糠面，比稀馓要稠些，也比稀馓耐饥一些。

在农村，大多数人家的孩子都要在不同的年龄段，帮家里大人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或者捡点碎铁，拾点夫炭（方言。就是燃烧不充分、没有完全变成灰的炭），挑点野菜，以贴补家用。我是从4岁（虚岁，下同）开始就给爷爷往炉上(就是做茶壶把把锅的手工业铁业合作社)送饭，6岁就开始和哥哥抬水抬煤，9岁开始担（挑）水担煤。和哥哥抬水抬煤的时候，父亲担着一担，我们哥俩抬着一桶（或筐），是把扁担放在肩膀上那么抬。我比哥哥小三岁嘛，刚抬的时候，老觉得肩膀疼，走不了多远，就老想歇歇，可哥哥那时已经上学了，怕误了课，就不想让我多歇，于是就在后面推着我走，于是我一边哭一边走。到能担水时，爸爸基本上就不再和我们一起挑水了，爷爷就特意给我买了一对小水桶，家里的生活用水，我们哥俩就包了。到了冬天，家里用煤多了，我和哥哥经常得早上天还没亮，就得起床去担煤，村里的煤窑在西山根的老窑沟，后来在屎臭沟，离家有三四里地吧，起晚了回来就赶不上上学了。因此一到5点来钟，天还黑洞洞的时候，妈妈就催我们起床了，我们是多么的不想起啊，可是不行，必须起，生活必需品嘛。那个年代，到冬天就空身穿一身棉袄棉裤，哪有什么秋衣秋裤，更不要说内裤了，也没有外套，所以感觉天气就特别的冷，去的时候，挑着空箩筐，然后就把两手塞在棉衣袖子里，要不手就特别冻。我记得，我第一次担煤就担了30斤。那时候，为了在斤称上沾点光，就在装煤时，一个筐多点，一个少点，过磅时就过那个少的，出了煤窑，两个筐再匀一匀。早上除了担水担煤外，就是捡铁了，因为我们村的铸造厂是祖祖辈辈就有的，化了铁水的那个铁渣里，总是还有一点小块的铁豆，它会随铁渣一起倒出来，我们一帮捡铁的小朋友们，一拥而上，就趴在那个渣堆上，每人拿一个小铁耙快速地在里面找那些豆子大小的铁豆，一早上也许能捡个3斤2斤的，等攒够几十斤了，就卖到供销社去，每斤5分钱。

那时候，我们帮家里干得最多的家务活还有磨面（推着石磨磨）、扫院子、和（音“活”，混合的意思）煤泥。扫院子、和煤泥，不是每天干吧，一礼拜最少也要干上一两次。当然，主要还是妈妈和奶奶她们干得多。磨面是经常的事，早上如果不去担煤，那就得早早起来帮妈妈磨面，主要是磨玉米面和糠面。磨面的时候，主要是妈妈拉着磨，我们只是推着磨杆，加点力，有时候太瞌睡了，我一边推着磨杆，一边打瞌睡，如果天气冷，还要把手筒在袖子里，怕冻手，实际上也出不了多少力，而妈妈呢，使劲拉着磨边走还要往磨眼里推玉米，干得满头大汗，太辛苦了，可怜天下父母心啊！直到60年代中后期，有了电磨，家里才不自己磨面了。

我家的前院有一块空地，每年都要在那里种点蔬菜，如芫荽、韭菜、豆角和倭瓜、辣椒等，都没多少，就那么一点地还要栽点旱烟，因为爷爷和爸爸都抽烟，纸烟太贵又抽不起，所以主要抽旱烟。到了夏天，为了这些蔬菜能长得好些，我和哥哥放学后或者礼拜天还要担水浇菜。在院子里自己劳动种的菜，吃起来感觉特别香。记得有一次全家吃豆角焖面，就从院子地里摘了一篮豆角，那个年代，好不容易吃一顿白面，又有这么好的菜，别提有多香了，因为平时油水少，一年也吃不了几顿肉，所以饭量都比较大，7口人吃一顿焖面，就得六七斤白面呢。

说到院子里种菜的事，有一件事不得不说，有一年春天的一天下午，应该是礼拜天吧，家里人开始拾掇院子这块地，准备养种（种植作物）了，我哥拿着镢头帮大人刨地，我大妹妹在一旁玩耍，她当时5、6岁左右，当我哥举起镢头正要往下刨的时候，我妹妹突然在我哥的前面弯腰去挖坑玩还是干什么，结果我哥的镢头已经收不住了（他当时也才10多岁），落下去的镢头正好打在了妹妹的头上，妹妹的头顿时鲜血直流，吓得我哥赶紧往妹妹往头上揞（音“俺”，捂的意思）土，那时我正好从外面玩耍回来看见了这一幕。好在那一下我哥还是用力控制了一下镢头下落的力道，所幸只是弄破了头皮，大人们赶紧把妹妹送到医院。到后来，我妹妹的头上就永久性地留下了一道约二寸长的伤疤。

© shog 发布在 嘿，我说, 2012-04-03. | 原文链接 | 还没人评论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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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回忆”系列是记录栏目下的一个不定期专题，这个系列的文章都是由我父亲所写，我只做了一些通顺文字的工作。父亲是1950年代生人，经历了饥荒、文革、改革开放等等历史时期，而且他的个人成长过程中也充满了各种故事，特开辟此系列以记。我在编辑时会视情况加一些超链接，以对相关内容进行扩展。

一、曾经的辉煌

我的故乡在太行山的中部，山西省阳泉市郊区河底镇河底村。解放前，属平定县，是平定县最北边的一个村子，紧邻河底西面的牵牛镇村和北面的苏家泉村以及东北面的上、下章召村,曾经属盂县，从方言上看，基本是和盂县话接近的。1952年和1958年，与这几个村北面的共28个村分两次从盂县划归新成立的阳泉市，河底便成为其郊区的一个村，且一直是镇（人民公社）政府所在地。它坐落在刘备山北麓，西山东面，整个村子东西长约6华里，南北宽约3华里，4800亩耕地分布在村子四周的8条沟（青山沟、老窑沟、死臭沟、花椒树沟、对夹坟沟、大井沟、桑沟、狼卧沟和红渠沟）7道梁（南梁、槽梁、回梁、界牌梁、矸梁、兔堰梁、鱼梁）和4条岭（长条岭、吴家岭、大东岭和小东岭）一面坡（东坡）上。村民居住在村中一条不算高的山梁——长条岭的两侧，地势还算平坦。

河底曾经是平定县最大的村子，现在是阳泉市最大的行政村，常住人口约5700余人,其中农业人口4000人，是全市最大的行政村。河底是一个古老的集镇，解放前是平定县和盂县之间的一个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和贸易中心，直到新中国解放初期（农村社会主义高级化改造前），一直保留着五天一集（赶集）的传统。小时候听爷爷讲，每逢赶集的时候，除平定、盂县外，还有昔阳（古称乐平）、和顺、左权（原辽县）、寿阳、榆次、祁县太谷，以及五台、定襄，还有河北的平山、井陉、邢台（古称顺德府）的客商云集河底，进行商品交流。

河底是一个煤铁之乡，境内矿产资源丰富，煤炭、硫铁矿储量大。自明代就已开始采煤，此后，冶铁、铸造、锻造、火药制造等随之发展，形成了河底工业、手工业并存的格局。其中，河底的铸造业甚为发达，清代户部曾在此设钱局鼓铸铁钱，足见当时河底人的铸造技术在全国所居的地位。从民国初年至20世纪70年代，河底的铸铁产品特别是河底生产的白铁(铸铁一般有白铁、灰铁之分，白铁含碳量较高，比较抗氧化，适宜烹调用) 茶壶和白铁炒锅，俗称“河底茶壶、把把锅（音“爸爸锅”，形状有点儿像现在的炒锅）”，在华北、西北、东北甚至河南、山东久负盛名，一直到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时代，河底的茶壶、把把锅都是统购统销商品，由阳泉市土产日用杂品公司收购包销。因此，外地的客商来河底时，带来的是他们当地的土特产，如昔阳的毛毡、平山的辣椒和柿子，还有五台、定襄的大牲口，井陉的土布以及各种粮油食品，手工艺品、日用品等，离开的时候，运走的大都是茶壶、把把锅，交易十分红火。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河底就形成了一个适应商品交易的有形市场。村中有一条古老的街道，街道东西长一华里，宽约30米，街道两旁全是店铺，除商业性的粮油店、百货铺，副食铺、铁货铺、杂货铺、肉铺、饭铺、药铺、镶牙铺和骡马店（就是既可供旅客居住，也可供客商饲喂骡马等大牲口并停放马车的店）外，还有酱园（加工酱、醋的作坊）、皮铺（主要是制作大牲口的輓具等的作坊）、麻铺(制作各种麻绳、缆索的作坊)、毡坊（制作铺炕的羊毛毡的作坊）等手工作坊以及赁货铺（主要是出租各种丧葬用具）和当铺。街道两头有两个集市场，即东集场和西集场，是为前来赶集的客商和顾客提供的集中交易场所。

每逢赶集日，除各地客商外，四里八乡的乡亲们都要来赶集，或者挑选购买自家所需要的各种生产生活用品，或者串串亲戚，会会朋友，因此整个村子人来人往，熙熙攘攘，很是红火。整条街上各种商品琳琅满目，酒馆饭馆人头攒动，集场上买卖双方讨价还价，骡马市场拴马环环上栓满了待售的大牲口。如果遇上河底的传统庙会，即农历的二月十九，三月二十三和五月十三，还要请戏班子来唱戏助兴，耍杂技的，看西洋镜的，很是热闹。

街的东西两头有三个砖石拱阁，西头是西阁和南阁。与老君庙和河神庙连成一体。西阁正名为普丰阁，东西通透，供行人和牲口通行，始建年限不详，于清乾隆年间重修，阁上建瓦房四间主要用作唱戏时演员化妆更衣的场所，北面为传统老式戏台，台口面北向着老君庙（也叫通宝观）的内正门，戏台和西阁中间的两侧是老君庙的东西大门，朝南开，俩门楼上分别是钟楼和鼓楼，庙内有正殿和东西偏殿。农历三月二十三就是老君庙的传统庙会，这个庙会是左近四里八乡最红火的一个庙会，多少年来经久不衰，就是上个世纪的文革年代，这个庙会也没有中断过。老君庙从解放后到上世纪80年代，一直是河底小学低年级班（1-3年级）的所在地；南阁在西阁的东南侧，南北通透，规模比西阁小很多，上面就是河神庙，出了南阁，就是河道，之所以在这里建河神庙，就是为了保佑人们和街道不受洪水的侵犯。街的东头是三官阁，也叫东阁，规模和西阁相当，与此相连的是三官庙，较小，庙内只有两孔窑洞及在此之上的高房；街道中部还建有一座砂石牌楼。

说到庙，河底除前面所说的三座庙外，还有位于村东部东阁外的老爷庙，规模比老君庙还大些。最南面的戏台隔河而建，戏台正北，河的北面就是庙的大砂石围起来的一个供看戏的高台，高台上就是庙的前院，院内竖立一根大铁旗杆，高两丈余。在这个院子中间北侧拾级而上，即为前殿，四大金刚就在此殿过道两侧，穿过前殿进入正院，院内也是正殿和东西偏殿。五月十三是老爷庙的传统庙会，解放后至本世纪初，这个庙会曾中断了五十多年，近几年才恢复。它曾经是河底镇（人民公社）政府的办公场所。村东头有皮场庙和文昌庙。村西南坡上有观音庙，也叫奶奶庙，二月十九是它的传统庙会。村西头界牌梁上和西山山腰各有山神庙一座，村里各主要道口还有三座五道庙。这样算来，全村共有大小庙宇12座之多。

在清朝末年，还有西方的传教士来河底传教，并修了天主教堂，这个教堂在解放后一直是河底小学高年级班（4-6年级）的教学场所。河底小学是阳泉市的第三所完全小学，因此也叫三完小（荫营为四完小）。可见河底在阳泉市农村中的地位了。

河底的土地不算多，也不肥沃，而且还是个严重缺水的地方，连吃水都很困难，平时大部分人吃喝都是很苦涩的井水，每到春天最干旱的季节，连苦水都用不上了，只能到几里外的地方去找水，有条件的人家用牲口去驼水。因此，庄家基本上是靠天吃饭，雨水多一点的话，收成就好些，否则就差些，遇上大旱，连种子都下不进去。不过，好在河底既有丰富的煤炭资源，又有远近闻名的铸造技术，还有得天独厚地理环境形成的贸易中心地位，使得河底人祖祖辈辈大部分是亦工亦商亦农，直到土地改革，河底这么大一个村子，竟然只有一家是地主成份，还不是本村人，是邻村中佐村人，住在河底的。富农也只有几家。大部分人家是中农和贫下中农。那个年代，只要你不怕吃苦受累，就能挣到钱，不会饿肚子。河底人还有一个好传统好品德就是不排外，因此，河底街上的商户起码有近一半是外地人，有河北的顺德府（今邢台）人和武安人，也有山西的昔阳、寿阳人，甚至还有河南人等等。而且规模较大点的商铺都是外地人。可是也没有很大的商铺，没有够上资本家的人家。

二、当今的河底

解放后，随着阳泉市城市规模的迅速崛起，作为上世纪90年代以前全国最大的无烟煤基地，逐渐形成了晋东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到上世纪60年代中期，由于有煤炭资源可以和上海进行物物交换，所以在阳泉也能看到几乎和上海同步的时髦商品，阳泉成了远近闻名的“小上海”。河底是开通公共汽车最早的村子，去阳泉买东西逛商店比较方便，所以河底便逐渐失去了它昔日商业码头的风采。

人民公社化以后，河底村成为河底公社的一个生产大队，下面16个生产小队，实行大队统一核算。河底虽然有4000多亩耕地，但人均耕地较少，且土地比较贫瘠，所以河底一直被定为自给自足的村，没有上缴公粮的任务，因此基本上没什么农业收入。村里主要副业是铸造厂和煤矿等，铸造厂仍然生产茶壶、把把锅，煤矿生产的煤炭除供村民使用外，也对外销售。此外还有采石场，开采和烧制建筑用的石头和石灰。有一座小作坊式的小火药厂，生产一点黑火药和铵梯炸药（黄色炸药的一种，比TNT炸药威力小），这些副业成为全村年终分配的主要现金来源，虽然每个工只能分到几毛钱到一块左右，但比其他没有副业的村来说，强多了。再加上河底周边市属国营和集体企业较多，有钢铁厂、硫铁矿、玛钢厂、铸管厂、铸锅厂、供销社等，河底村在这些企业上班的人很多，有三分之一左右的人家至少有一个当工人的。所以，加上村里的兑现（每年只有年末一次），大部分人家还是有一点钱可以买一些必要的日用生活品的。比起那些只种地，没有副业收入的村子来说还是要好些。

改革开放以来，村办企业不仅数量多了，而且规模也相对大了，村民的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村集体也有了一些积蓄，便开始对村里的那条古老的街道进行改造，街道两头除老君庙和街道中间的五道庙（很小，对改造没什么影响）没拆外，南阁即河神庙，东阁即三官庙，还有街道中部的砂石牌坊，还有村东头的老爷庙都拆了，街两边的老式瓦房，逐渐被新式小二楼取代，河底这条老街便失去了它原有的韵味和感觉。现在又在村东部和北面沿公路两侧建起了一些像城里一样的单元楼房，河底便有了一点新农村的味道了。

这就是我的故乡——河底。

© shog 发布在 嘿，我说, 2012-04-02. | 原文链接 | 还没人评论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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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我又要讲三个故事。（上一篇三个故事请点这里）

1.一个俄罗斯男，24岁，从15岁第一次搭顺风车长途旅行开始，几乎每次旅行都靠搭顺风车完成。去年（2011年），他搭车来中国玩，在几个城市间搭车穿梭。当他到长沙时身上仅剩100块人民币，但最后还是成功地去了一趟香港。

2.一个法国男，骑自行车从法国出发往南亚走，当然，其中在帕米尔高原的那段，由于路太难走，是他扛着车走。就这样一路骑到了印度，车坏了，他这才从印度飞到印尼，最后靠搭顺风车回到了法国。

3.一个台湾女生，20岁，出生在台湾，6岁移民加拿大，13岁又返台，现在在美国读大学。高中毕业时，她就想靠搭顺风车周游列国，被家人阻止。大一结束的时候，她又萌生了顺风周游的念头，于是办了休学，瞒着家人从欧洲经中国回台湾，一路全靠搭顺风车。当她走到蒙古的时候，信用卡被冻结，身上也只剩下了30美元，于是她找人帮她写了张蒙古文纸条，上面写着“我没有钱了，希望您能让我吃一些东西”，就靠这张纸条和真诚的态度，她得到了许多好心人的帮助。而且一路搭顺风车时，还有好心人主动给她钱。当她访问完在北京的朋友，一路顺风车到厦门的时候，却因为海关阻拦，无法搭“顺风船”回台湾。后来她认识了一位保安，那位保安恰好和一艘台湾籍船上的人熟，所以偷偷让她上了船，回到了基隆。然后她又在岛内搭顺风车回到了家——她到家的那一天，恰好是她从欧洲出发一年整。她又花了小一年时间整理这一年穷游的经历，目前书稿已经接近完成。

这三个故事都是李鹏，我的山西老乡、师弟，讲给我的。

他大一报到那天，是我把他送到宿舍的，当时的他并没有引起我的注意——但很快，他的勤奋和专注就引起了我、乃至整个学院的注意。他和我一样，学的是广播电视新闻学，但他对于广电实务（拍短片）和学术（做项目、写论文）的兴趣远远比我大。再加上他做事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又十分虚心向学，因此也收获了很多成果：他拍的纪录片采访资料扎实，镜头运用也很地道；他和朋友参与了“挑战杯”大赛，好像也得了二等还是三等奖；到大四统计发表的论文数量时，他一个人发表了至少三篇（具体是几篇我也不大记得了，总之比一般人多，而且不是花钱买的那种）。每次在校园里碰到他，他总是忙着去做什么什么事情，似乎永远不得闲。

大四毕业以后，他申请到了AIESEC的一个项目，去印尼参加那里的NGO活动，帮助那里的艾滋患者。据他自己说，那次的经历让他爱上了旅行，而后来的多次旅行则改变了他对一些事情的认识。“很多事当你只是听说过的时候，也许不会有太多感触，但当它就发生在你眼前的时候，对你的触动确实是挺大的。”有一次他和一位朋友在飞机上认识了一个日籍华裔老头儿，彼此聊得很愉快，当他们结束项目回到国内之后，收到了那位老人从日本寄来的礼物——每人一台相机。又比如他读研究生在台湾做交换生的时候，有天发现停在酒店外等客的巴士司机——一位中年人——手里拿着一本小册子在学英语。他上前询问，那位司机说他就靠每天利用碎片时间来学习英语。“后来我回来以后也试着这么学英语，还是挺有效果的。”

研究生毕业以后，出乎很多人的意料，李鹏选择了一家能源行业的民企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而在工作了半年多之后，有一天，他给我打电话，说自己辞职了，准备去外面穷游半年，然后再回国或者去新加坡找份工作。

昨天中午我和他见了一面，聊了聊他的计划。他自己说，在过去的一年里，他已经接待了7、80个来北京的外国人，他们来自世界各地，以欧洲人居多，都是“沙发客（CouchSurfer）”，有些是他到西藏、印尼、泰国等地方旅游时认识的朋友，有些则是在沙发冲浪网站上联系到的。所以他这次的穷游也准备像那些沙发客一样，搭顺风车一路从北京到武汉，再到长沙、南宁、东南亚，顺利的话，还会到土耳其试试能不能申请到申根签证。我问他顺风车怎么搭，他说“就是到你要去的那个方向的高速收费站入口，问有没有人愿意载你一程，能走多远就走多远，每段结束时就再找车呗，反正有那么多服务区”。我又问他这一路住怎么办，他说：“我也是沙发客啊。实在找不到还可以住青旅嘛。”

“趁着还年轻，多出去看看世界。”“穷游的经历多了，也就不觉得没钱有多可怕了。”

他，他们，都是行者。

© shog 发布在 嘿，我说, 2012-02-21. | 原文链接 | 有3条评论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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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去看了3D重制版的《大闹天宫》。因为事先知道它是2D转制3D的“伪3D电影”，所以也就没有对其3D效果抱太大的希望——事实证明，一点儿希望都不能给：不知道是首都电影院设备/3D眼镜的问题，还是片子本身的问题，我戴上眼镜和不戴眼镜的效果竟然是完全一样的……首都电影院的3D眼镜又近似墨镜，戴上以后银幕亮度降低了2/3，所以我全片都没戴3D眼镜看的。

准确地说，虽然原版《大闹天宫》非常经典，但我在这之前并没有完整地看过，而且也都是在网上下的盗版。所以就像豆瓣上一篇影评里说的一样，我这是把原来没交过的版权费补交上了。

除去全新的配音演员之外（我认为配得最差的就是冯小刚，搞得太上老君听着就像个流氓），其实整部电影看起来还是很复古的：由于原版都是手绘稿，帧与帧之间的衔接并不完美，人物动作的细节没有那么连贯；京剧乐队的锣鼓声一起，梆子一敲，旧时光的感觉顿时就附上了身；至于那种国画质感的画面，更是让我想起了小时候看过的一系列国产动画片。

回家之后，我从网上下载了1964年原版的《大闹天宫》。扫了一遍之后，我发现原版里的细节音效其实很少，比如3D版里巨灵神被打倒之后，一群小猴子涌上去叽叽喳喳，但在原版里的同一场景，就只有京剧乐队的配乐。再比如孙悟空最后打到灵霄宫门口的时候，有一个他一抖金箍棒的特写，在3D版里，这一抖被配上了音效，但在原版里，还是只有京剧乐队的配乐。

于是我觉得新版真是有种画蛇添足的感觉。本来很完美的音画同步，中间非得插入一些本不必要的声音，把原本流畅的观影享受敲成了一节一节又一节——我并没有看太多的传统京剧，但感觉在京剧的过门里，演员也并不会发出“哼”“哈”之类的声音，而且这些过门本来就是一个渲染气氛的作用，是为之后的念白做的铺垫，所以“一口气不能断”才应该是对的。

有些东西吧，还是就让它写意点儿的好，太追求真实反倒失去了趣味。

其实中国人搞文艺的长处，就在于对氛围的营造，多少年来的文化熏陶如此，所以咱并不擅长整那些太真实的东西——近几年来多少大制作的电影，用的不是韩国的化妆团队、美国的特效团队、外国的音效团队？没错，韩国人确实学美国电影学精了，韩国电影的国际影响力扩大了不少。但我们也应该看到事情的另一面，那就是韩国电影人对待细节的认真，甚至是较真。前段时间我在果壳上看到一篇文章，详细解读了《最终兵器：弓》里的各种细节，让我非常感慨：因为王宝强在《我的兄弟叫顺溜》里拿的狙击步枪，可是正牌的美国货啊！

所以这个时候我就想起了《第十放映室》回顾2011年中国电影市场时说过的一段话：“对于国产动画片来说，《功夫熊猫2》能有什么有益的启迪和帮助吗？没有。因为《功夫熊猫2》所表现出的水准和差距，已经不是金钱和市场所能弥补的了。对于中国动画片来说，它们需要的不是大跃进，而是回到我们文化的起点，重新将那些多年来被忽略的漫漫长路再踏踏实实地走一遍。只有走过足够远的路，孩子才可能变成战士。”

—————————-一下子联想到人生选择的分割线—————————-

从某种角度上看，人生也可以有两条路线可以选择：写意的和写实的。写意的人生，借用诺基亚的一句广告语，就是“不跟随”，或者说“从心”，抛开世俗所看重的一些东西，追求自己内心真正想要的生活；写实的人生，则更多地把目光放在和实际生活密切相关的东西上，过“大家都想要的生活”。

其实在中国、在北京这样一个大环境里谈生活的写意和写实，实在是有一种隐隐的疼，蛋疼。作为一个什么“二代”都不是的独立男性个人，尽管我的内心有着各种美好又浪漫的诗意憧憬，可在现实面前——其实主要是在高耸的房价面前——所有的美好都会变得暗淡。年前在和Thomasluo聊天的时候，他说“我是永远不会在北京买房了，不值得”，没错，我也很赞同他这话，不买房的话，我的工资可以让我在北京过非常舒服的生活，干嘛要买房啊？——但我又暗暗地对比了一下他和我的经济实力（以及未来我可以预期的经济收益），觉得他说这话可以，要让我也这么说……咱还真没那个底气，起码目前没有。

不过他有一句话说得有道理：我这个人有时候太过于down to earth。我过后仔细地回想了一下这个评价，觉得还是点出了我身上存在的一个问题。上文所说的买房的焦虑当然也属于down to earth的一种表现，但抛开这方面的因素，我自己在思考问题、寻找做事方向的时候，确实不够up in the air。这也许和阅历多少有关系，但也应该从现在就注重up and down之间的平衡问题。

这个时候我突然想到了编程上讲的二叉树，又想到了本科时在《西方经典文学赏析》课上纲哥对于《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的阐释：何谓“轻”？人生中的选择就是“轻”。之所以“轻”的东西最后变得让人不能承受，就是因为虽然每次的选择都看似微不足道，但每一次的选择都是不可逆的。你可能一开始的目标是东，但在不知不觉中，你所做出的选择却把你导向了西。这个时候你还想再回到向东的方向，却是件很难的事，因为你需要reset的，或许已经是几个、十几个选择，而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即使你在今后的人生路上不断地向东做出选择，但你已经走过的弯路却已是既成的事实。

© shog 发布在 嘿，我说, 2012-02-05. | 原文链接 | 还没人评论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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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在充分思考的基础上，我给2012定了几个努力方向，也算是今年的个人年度计划吧。之前发在了围脖上，现在在这里正式发出来，以为记。

新年几个努力方向:好好打网球并学会游泳；把家里书架上没读的书读完一半；完成一种编程语言的入门学习；养成良好的作息习惯；用心摄影，用心生活

© shog 发布在 嘿，我说, 2012-01-25. | 原文链接 | 有1条评论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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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和一个好久没见的高中同学见了一面，他留学回国以后，和女朋友（现在是老婆）一起定在了成都工作和生活。

谈到回国以后最大的感受，他说：“当初在我实习的时候，这里的同事都很信任我，放手让我去做事，这个感觉很好，所以我在几个offer中选择了现在这个。”

这句话让我思考了很久。

身在职场中的人，如果能得到同事的充分信任，让自己尽力去把事做好，那该是多么大的幸福啊。反过来，能给一个刚刚入职的年轻人以信任，我想这需要的不仅仅是勇气，更是一种大智慧。一个可以彼此相互信任的氛围能给人积极向上的情绪，好的情绪其实是很好的催化剂，它能进一步激发出一个人的工作热情、提高工作完成的质量，甚至为工作带来更多新的灵感。沃顿商学院教授Sigal Barsade在一篇文章中曾经说，“态度积极的人，在处理外界信息方面表现得更有效、更准确。如果你处于消极情绪中，消极情绪将会占去你相当比例的思绪。与之相对，如果你处于积极情绪中，你会更乐于接受外界信息并高效处理这些信息。”我们完成工作的过程，本质上就是处理各种信息的过程——其实我们每个人的一生，都在处理着各种各样的信息，无论是身体内部的信息，还是体外环境中的信息。

互相信任给人情绪的积极影响固然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但从更深层次上看，这种情绪其实来自于别人的信任给自己带来的安全感。虽然“信任”两个字说着容易，但它背后却蕴含着很多丰富的内容：对一个人能力的基本判断、对他做事态度的认知、对他外在的总体印象、对这份任务和他能力匹配程度的预估、……所以当一个人被给予充分信任去做某一件事的时候，他实际上已经可以基本确定“以我的能力，完成这份工作没有问题”，他所需要做的就只是对工作进行初步评估、选择完成工作的路径等等实际操作层面的问题，因为“这个人能不能完成这份工作”这个更宏观的问题，已经被分配工作的那个人处理过了。在双方由于“信任”而达成这样的共识之后，执行者在做事时自然不再会畏首畏尾，从而更好地完成工作，为双方的下一次交流奠定良好基础。（当然，这里所说的情况是在一个组织正常运行的大背景下进行考虑的，也就是说决策者和执行者之间保证了必要的交流、沟通）

和我的同学一样有幸的是，我踏出校门之后进入的职场环境也给了我很大程度的信任，可以让我尽自己所能做一些事情，以我喜欢的方式。

我觉得这些道理也适用于恋爱。

© shog 发布在 嘿，我说, 2012-01-25. | 原文链接 | 有4条评论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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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年，我有了更多期待，加油！

© shog 发布在 嘿，我说, 2012-01-22. | 原文链接 | 还没人评论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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